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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打造了許多叫好叫座、馳名國際好電影的億萬票房監製李烈,即將帶領公司成為台灣第1家登錄興櫃的電影製作公司,未來想要支持拍電影,任何人都可以參與。 去年底的金馬獎,大獎幾乎都由中國電影奪得,讓人驚呼台灣電影衰敗了嗎? 「台灣不只得獎少,連入圍的都少,我覺得這是台灣電影必經的一段陣痛期。」身為台灣電影重要推手的億萬票房監製李烈認為,10多年前台灣電影陷入谷底,是這幾年才慢慢爬起來,而處在谷底的那幾年,台灣電影人才流失嚴重,不管是技術、創意或是演員,都出現了嚴重的斷層。 「坦白說,台灣電影市場現在才重新起步,大家心裡想的是:如何生存下去?但是從現實面來看,唯有『獲利』才能生存。這也是為何台灣電影市場近年多是向商業靠攏的商業片,而不是影展比較鍾愛的藝術片。」李烈進一步解釋,「而入圍的中國電影是從600~700部中脫穎而出的精選,且每一部片子都不是商業片,全都是在中國無法取得好票房的電影。」 李烈舉例,去年奪下6項大獎的《推拿》,去年11月底才在中國上映,12月初便因票房不理想而下片,「台灣也可以一直拍藝術片,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一夜風光,但是2年以後呢?還能有多少電影人生存下來。」   幸好,這幾年培養了一些男藝人走上國際舞台,女藝人則相對少了一些,但縱使如此,如果把這些人與中國演員排開做比較,就會發現仍然差人一截。像《軍中樂園》中的2位得獎者都來自中國:陳建斌(最佳男配角)和萬茜(最佳女配角)。之前很多人抱怨:「為何這兩個角色不找台灣人演?」 「我坦白說,台灣找不到適當的演員。」李烈瞪大眼睛直言。 李烈指出,中國演員幾乎都是戲劇科班出身,受過多年嚴格的專業教育,不像台灣的演員很多都是半路出家,而且沒有足夠的戲劇演出能好好磨練。 「像萬茜,她自上海戲劇學校畢業後,就一直在演舞台劇,嘗試過無數個角色,所以她的表演和口條,就是跟別人不一樣;陳建斌也是,默默無名演了10多年,現在才出頭。如果換成台灣演員,10多年都無法出名,很多人就不幹了。台灣演員真的是輸在沒有『環境』,而且口齒不清,有時候不打字幕,真的沒人知道他們在說什麼。」李烈感嘆的說。 去年金馬獎後,名導王小隸和多位知名導演一起開設了「Q Place」,挖掘和訓練明日之星,提供台灣演員一個專業的學習環境,李烈也非常樂見。其實,演員要拍李烈的電影,向來也都必須針對角色需求而上課。 例如《翻滾吧!阿信》中的彭于晏和《艋舺》中的阮經天、趙又廷,他們都有上動作課和台語課;《青田街一號》中的張孝全也在上動作課,楊雁雁則上了正音課(因為有濃厚的馬來西亞腔);《行動代號孫中山》啟用的主要演員全是素人,更是由易智言導演親自授課。 「我們願意花錢讓演員上課,也需要演員願意花時間學習,如果來拍我戲的演員無法配合上課時間,那我也不會用他了。」李烈認為,這表示這位演員對於自己要呈現在螢幕前的表現,並沒有認真的放在心上。   @閱讀更多內容請加入Money錢官網會員 李烈忍不住說,以前的女明星,每一位都美,站出來氣場強大、風華絕代,不管是林鳳嬌、林青霞、胡茵夢,還是恬妞、周丹薇,每一位都極具個人特色。放眼望去,現在的女明星,誰能比得上? 「像舒淇,她也許不是超級大美女,但就是有屬於她的韻味。我有時不得不納悶:為什麼現在的女生都要把自己搞得跟別人一模一樣?完全沒有特色,讓人『過目即忘』。」 ​ 18歲開始演戲,有《小城故事》、《早安台北》等作品,離開演藝圈10年另行創業,後來轉做幕後工作,李烈笑說:「說穿了就是年紀大了,沒戲可演。」但,她的精湛演技讓人稱服,2006年因演出公視《網路情書》,獲頒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;而她對電影的熱情則讓人折服,2010年榮獲第47屆金馬獎年度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獎。 其實尋找好的劇本,一直都是製片最大的挑戰。李烈認為,天下文章一大抄,但劇本裡是否有「新意」很重要,老梗也要有新故事。 在選擇劇本方面,她堅守的唯一條件就是得「有感覺」。「製作電影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,整個製作過程至少要1年半,如果我對這部戲沒有感覺,就會覺得這是一件很痛苦的工作;相反的,對劇本有感覺,再累再煩,我都能開心面對。」 至於製片的另一個工作挑戰,就是「關心」導演。李烈笑稱,她常常與年輕導演合作,如何在不干涉或影響導演的創作下,又能把自己多年的豐富經驗融入作品中,「這樣的過程必須小心翼翼,許多年輕的台灣導演都相當敏感,非常有想法,我給予建議時必須很謹慎,以免傷到他們的創作力,這種分寸拿捏有時候讓我很痛苦。」 李烈說,電影產業最重要的就是「人」,而人之所以珍貴,是因為Talent(天賦),既然自己找對方當導演,就是對方有某種她非常器重的才華,因此,溝通過程必須互相尊敬,而不是因為年紀較大、經驗豐富,就能要求別人把意見照單全收。 「世界在改變,有時候我們真的要多聽聽年輕人的想法,不然就會被這個世界淘汰!」李烈坦承,她的想法也不見得每次都對。像是叫好不叫座,票房1000萬元不到的《明天記得愛上我》,就給李烈當頭棒喝。 當年決定要拍《明天記得愛上我》,除了喜歡劇本,李烈認為台灣有一定的同志族群,可以吸引同志與同志友好的觀眾,可是這部電影傳達的又不純粹是同志愛情,而 是同志走入正常婚姻生活的故事,這讓許多同志朋友不以為然,因而排斥,「我這才發現,我對同志友善,但這整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,其實還是趨於保守。」 有時候電影是否賣座,真的要看天時地利人和,猶如一種賭博的心情。 李烈回憶,籌拍《艋舺》時,劇本還在修,演員只確定了阮經天一人,經費一毛錢都沒籌到,剛好遇上了坎城影展,當時台灣沒有知名影星參展,影委會很擔心「台灣之夜」星光黯淡,便詢問李烈能否前往宣傳《艋舺》。權衡之下,李烈硬著頭皮刷卡支付旅費,就這樣帶著一票人到法國坎城宣傳。 隔天,《艋舺》占滿所有影劇版版面,李烈坦誠,此舉雖然對籌措拍攝費用沒起太大作用,但大大助長了《艋舺》的宣傳氣勢。 這樣的運作模式,是否能套用在後來的電影上?「沒辦法,每部電影都有自己的命,就跟人一樣。」李烈舉例,《總鋪師》賣得很好,但鮮少人知道,《總鋪師》上映第1周票房其實不怎麼樣。 哪一部電影的命運最讓李烈惋惜?「讓我賠錢的電影都很惋惜。」李烈說完大笑,但她還是忍不住為《軍中樂園》抱屈,「《軍中樂園》真的是一部很棒的電影,但很多人都因為『軍艦事件』不肯進戲院看,而且,我也認為它是豆導(鈕承澤)目前為止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。我相信,歷史會還給《軍中樂園》一個公道的。」 當監製時,李烈最不喜歡的工作就是「找錢」,她曾經為了拍攝《冏男孩》,把媽媽的房子拿去抵押貸款1000萬元。拿自己的錢拍戲,想怎麼用就怎麼用,但用別人的錢拍戲,擔心賠錢的心理壓力很大。雖然目前為止,李烈遇到的天使投資者都是熱愛電影的人,但別人沒有給她壓力,她給自己的壓力卻沒少過。 影一製作所將在今年第2或第3季登錄興櫃,問李烈,拿陌生人的錢拍戲,壓力不就更沉重?「沒錯,所以我掙扎好久好久,但我後來發現,這是台灣電影必須走的一條路,唯有如此才能獲得更多的資金,做更多的事情,不然就會一直陷入同樣的局面,每次要拍戲,就得從零開始。」 @更多精彩文章詳見《Money錢》,各大超市及書店皆有販售  

億萬票房監製李烈登錄興櫃是台灣電影必走的路

2015/03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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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打造了許多叫好叫座、馳名國際好電影的億萬票房監製李烈,即將帶領公司成為台灣第1家登錄興櫃的電影製作公司,未來想要支持拍電影,任何人都可以參與。

去年底的金馬獎,大獎幾乎都由中國電影奪得,讓人驚呼台灣電影衰敗了嗎?

「台灣不只得獎少,連入圍的都少,我覺得這是台灣電影必經的一段陣痛期。」身為台灣電影重要推手的億萬票房監製李烈認為,10多年前台灣電影陷入谷底,是這幾年才慢慢爬起來,而處在谷底的那幾年,台灣電影人才流失嚴重,不管是技術、創意或是演員,都出現了嚴重的斷層。

「坦白說,台灣電影市場現在才重新起步,大家心裡想的是:如何生存下去?但是從現實面來看,唯有『獲利』才能生存。這也是為何台灣電影市場近年多是向商業靠攏的商業片,而不是影展比較鍾愛的藝術片。」李烈進一步解釋,「而入圍的中國電影是從600~700部中脫穎而出的精選,且每一部片子都不是商業片,全都是在中國無法取得好票房的電影。」

李烈舉例,去年奪下6項大獎的《推拿》,去年11月底才在中國上映,12月初便因票房不理想而下片,「台灣也可以一直拍藝術片,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一夜風光,但是2年以後呢?還能有多少電影人生存下來。」
 


幸好,這幾年培養了一些男藝人走上國際舞台,女藝人則相對少了一些,但縱使如此,如果把這些人與中國演員排開做比較,就會發現仍然差人一截。像《軍中樂園》中的2位得獎者都來自中國:陳建斌(最佳男配角)和萬茜(最佳女配角)。之前很多人抱怨:「為何這兩個角色不找台灣人演?」

「我坦白說,台灣找不到適當的演員。」李烈瞪大眼睛直言。

李烈指出,中國演員幾乎都是戲劇科班出身,受過多年嚴格的專業教育,不像台灣的演員很多都是半路出家,而且沒有足夠的戲劇演出能好好磨練。

「像萬茜,她自上海戲劇學校畢業後,就一直在演舞台劇,嘗試過無數個角色,所以她的表演和口條,就是跟別人不一樣;陳建斌也是,默默無名演了10多年,現在才出頭。如果換成台灣演員,10多年都無法出名,很多人就不幹了。台灣演員真的是輸在沒有『環境』,而且口齒不清,有時候不打字幕,真的沒人知道他們在說什麼。」李烈感嘆的說。

去年金馬獎後,名導王小隸和多位知名導演一起開設了「Q Place」,挖掘和訓練明日之星,提供台灣演員一個專業的學習環境,李烈也非常樂見。其實,演員要拍李烈的電影,向來也都必須針對角色需求而上課。

例如《翻滾吧!阿信》中的彭于晏和《艋舺》中的阮經天、趙又廷,他們都有上動作課和台語課;《青田街一號》中的張孝全也在上動作課,楊雁雁則上了正音課(因為有濃厚的馬來西亞腔);《行動代號孫中山》啟用的主要演員全是素人,更是由易智言導演親自授課。

「我們願意花錢讓演員上課,也需要演員願意花時間學習,如果來拍我戲的演員無法配合上課時間,那我也不會用他了。」李烈認為,這表示這位演員對於自己要呈現在螢幕前的表現,並沒有認真的放在心上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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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決定要拍《明天記得愛上我》,除了喜歡劇本,李烈認為台灣有一定的同志族群,可以吸引同志與同志友好的觀眾,可是這部電影傳達的又不純粹是同志愛情,而
是同志走入正常婚姻生活的故事,這讓許多同志朋友不以為然,因而排斥,「我這才發現,我對同志友善,但這整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,其實還是趨於保守。」



有時候電影是否賣座,真的要看天時地利人和,猶如一種賭博的心情。

李烈回憶,籌拍《艋舺》時,劇本還在修,演員只確定了阮經天一人,經費一毛錢都沒籌到,剛好遇上了坎城影展,當時台灣沒有知名影星參展,影委會很擔心「台灣之夜」星光黯淡,便詢問李烈能否前往宣傳《艋舺》。權衡之下,李烈硬著頭皮刷卡支付旅費,就這樣帶著一票人到法國坎城宣傳。

隔天,《艋舺》占滿所有影劇版版面,李烈坦誠,此舉雖然對籌措拍攝費用沒起太大作用,但大大助長了《艋舺》的宣傳氣勢。

這樣的運作模式,是否能套用在後來的電影上?「沒辦法,每部電影都有自己的命,就跟人一樣。」李烈舉例,《總鋪師》賣得很好,但鮮少人知道,《總鋪師》上映第1周票房其實不怎麼樣。

哪一部電影的命運最讓李烈惋惜?「讓我賠錢的電影都很惋惜。」李烈說完大笑,但她還是忍不住為《軍中樂園》抱屈,「《軍中樂園》真的是一部很棒的電影,但很多人都因為『軍艦事件』不肯進戲院看,而且,我也認為它是豆導(鈕承澤)目前為止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。我相信,歷史會還給《軍中樂園》一個公道的。」

當監製時,李烈最不喜歡的工作就是「找錢」,她曾經為了拍攝《冏男孩》,把媽媽的房子拿去抵押貸款1000萬元。拿自己的錢拍戲,想怎麼用就怎麼用,但用別人的錢拍戲,擔心賠錢的心理壓力很大。雖然目前為止,李烈遇到的天使投資者都是熱愛電影的人,但別人沒有給她壓力,她給自己的壓力卻沒少過。

影一製作所將在今年第2或第3季登錄興櫃,問李烈,拿陌生人的錢拍戲,壓力不就更沉重?「沒錯,所以我掙扎好久好久,但我後來發現,這是台灣電影必須走的一條路,唯有如此才能獲得更多的資金,做更多的事情,不然就會一直陷入同樣的局面,每次要拍戲,就得從零開始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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